马悦然去世:他架起了一座中国文学通向世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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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逝世:他在中国文学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新京报

据瑞典研究所官方网站报道,当地时间10月17日,着名汉学家、瑞典研究所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悦然先生逝世,享年95岁。

许多人对马悦然先生的理解仍然是“精通中文”和“曾经支持过莫言”,但他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舞台的推动者。他点亮了灯,让更多的海外人士看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不同寻常”的汉学研究路径不同于许多半路出家的欧美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从1946年22岁开始学习汉语,师从汉学家、古音系学和中国文学训诂学专家高本汉教授。

高本汉不是韩,而是瑞典人。然而,他不同于大多数当代欧美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和“观念第一”的方法的普遍蔑视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非常厌恶那些受“欧美文化优越感”情结驱使,试图运用所谓“西方先进学术框架”机械地应用中国文化概念的方法。

他还指责这些“西方汉学”普遍“缺乏对中国史料和经典的尊重和严谨粗糙的风格”。

这种独特的学术思维对马悦然未来的汉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马悦然对汉学的理解并没有一成不变。

马悦然的汉学研究也与他自己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有关:1948年,马悦然第一次以实习生的身份来到中国,开始了对中国西南方言的调查,经历了新旧交替的几代人,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1951年,在中国完成学业后,他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完成学业。之后,他受聘在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中文。

1956年,他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国专家回到中国,成为瑞典驻华大使馆的文化专员。1958年完成任期后,他在澳大利亚定居,受雇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他成为汉语教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西南官话和西南方言的重要学术着作和论文。

1965年,他被他的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任命,并以汉学教授的身份回到中国。这项全新的工作与现代汉语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比与汉语方言和汉语音韵的关系更密切。这使他摆脱了老师高本汉教授的研究思路,走出了自己的汉学研究之路。

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对于欧美汉学家来说,翻译中国名着是一项“传统工程”。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62年葡?蜒来淌抗善婧鸵獯罄淌恳蠖嘣蠊餐氲闹泄洹堵塾铩泛汀吨杏埂贰P∷蛋?20世纪初赛珍珠、林语堂等人翻译的《《水浒传》》和《《红楼梦》》。

然而,这些翻译往往带有明显的“再创造”痕迹,这使得欧美读者难以真正领略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欧美和中国的译者相对忽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

马悦然是不同的。他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评论和评论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所有时期和所有类型的文学。从乐府诗到唐宋、散曲、辞赋,甚至小说,他都把它们翻译成了瑞典语。他把中国的《水浒》、论语《西游记》、《诗经》、《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等先秦诸子着作介绍到西方,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歌,并组织编纂了《荀子》。

不仅如此,他与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艾青、冯至、卞、沈从文、张贤亮、李锐、曹乃谦、莫言、苏童、王安忆、余华等人都与他有交往。

何自己曾经说过,在20世纪50年代,他是瑞典驻华大使馆的文化专员。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后,他先后拜访了艾芜、巴金、老舍、钱钟书等中国作家

他不仅翻译了《中国文学手册:》、《诗经》、《西游记》等中国传统文学名着,还翻译了大量当时在欧美甚至中国都不太知名、但被他视为“相当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因此,他被许多中外朋友誉为“中国文学通向世界的桥梁”。

他在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系统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现代汉语语法和语言习惯的学术着作,这不仅有助于欧美读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现代汉语,也填补了许多重要的学术空白。

1985年,马悦然被选为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的中文专家。他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作家和作品,希望能推动中国作家获奖并最终有所成就。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与马悦然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悦然高度评价莫言对写作的精通。读完莫言的短篇小说《《水浒传》》,他把它翻译成了瑞典语。他说“读莫言的文章会想到中国古代的位小说家蒲松龄和吴承恩,从中他可以看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子”,所以他也极力推荐他。

可以说他不仅是中国文学与世界的桥梁,也是中国作家和作品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桥梁。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只授予活着的人,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在国内外都存在着不足、滞后和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因此,欧美社会、读者圈和国际文学奖评奖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缺乏应有的尊重,甚至缺乏基本的理解。

马悦然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感到焦虑。2004年,当被问及“中国作家是否因为落后的标准而不总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真诚地说,“好译文太少,为时已晚”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不仅将自己付诸实践,致力于翻译工作,积极向国外推介中国当代优秀作家和作品,使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情况有了更多、更准确、更真实的了解,而且通过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促使有关方面和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马悦然一生中两次嫁给中国人,这使他被称为“中国女婿”。与许多当代“中国女婿”不同,这位瑞典学者很少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用现成的“中国元素符号”来“套现”自己,而是从事文化“桥梁修复”已有几十年。

可以说,从学生时代到最后,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

在回忆马悦然先生一生的事业和事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之间的桥梁需要更多的“马悦然”,但基本上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修复。

作为一个热爱中西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人,一个从小接受翻译训练的中国人,我希望并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西文学、文化交流和认知的差距最终会被弥合,这也应该是马悦然先生未完成的心愿。

□陶房建(专栏作家)